“我父亲在我这个年纪时，也在湾区担任技术员期间经历了类似的抽离期。他对工作感到厌倦，盘算着积蓄足够支撑他辞职过一段极简生活。这段时光最终持续了两年。当我问起他那两年的生活，他说自己大量阅读、骑自行车、研究数学和电子学、钓鱼、与朋友兼室友长谈，还坐在山间自学长笛。过了一段时间他意识到，自己对工作和外部环境的诸多不满，其实更多源于自身。用他的话说：只剩你独自面对自己的糟心事，所以必须处理它。但那段时光也让我父亲领悟到创造力所需的开放状态，甚至可能是必要的无聊或虚无。”